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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1907年的海牙会议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由律师主导的国际会议。这些律师们共同的职业训练使他们习惯性地尊重程序规则、尊重事前确定的“法治”,也让他们有着共同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职业精神是通过仲裁和独立司法来解决人们之间、企业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纠纷,是要讲“文明”,而不是付诸武力。相比之下,在1864年的日内瓦世界大会和19世纪召开的其他国际和平会议上,律师背景的代表只占极少数,因此那些会议也不太可能达成协议,废弃武力解决国际债务纠纷的历史惯例。云顶国际官网登录入口本文对海外产权保护、国际秩序的变迁历史的简单回顾,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我们并没有怎么直接参与建立当今以律师、法律当道的世界秩序,但这种秩序对我国近二十几年的经济崛起是多么举足轻重。今天,我们至少应珍惜它,至少在行为上能与其相称,与其合拍。

云顶国际官网登录入口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8000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名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是想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于是,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把住房贷款期限延长到30年,这一变化也给信贷银行带来了利率风险问题,因为到1981年推出浮动利率住房贷款之前,居民房贷都是固定利率贷款(证券)。当贷款期限为30年时,这种固定利率特点就成为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银行的钱是存户的,它必须付给存户们利息,这种利息对银行是成本;银行拿存户的钱贷给居民,居民付给银行的房贷利率则是银行的收入。换句话说,由于客户存款往往是短期存款,那么实际上银行是拿客户的短期存款以30年固定利率的形式贷给居民,使客户存款与贷出去的房贷在期限上存在重大差别,这种差别使银行承担过多的破产风险。比如,如果张三在1971年贷下20万美元的住房贷款,如果那时30年期限的固定利率为6%,也就是从1971~2001年间的年利率被固定在6%。可是,在银行贷出这笔钱之后,到1981年美国的银行短期存款利息高达16%。这样一来,银行付出的利息是16%,而从早期贷出去的30年固定利率房贷上得到的利息收入却只有6%,因此银行要亏损10%。以上两个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使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收入和今天收入之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以武力决定贸易与产权规则的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开始受到挑战,其中的导火索事件发生在1902年12月,当时英国和德国为讨债向委内瑞拉联合发动军事进攻,英德海军封锁了委内瑞拉的5个主要港口,打沉了3艘战舰并轰炸其港口设施。之后,委内瑞拉被迫同意由刚成立的海牙国际法院为债务纠纷作仲裁。结果,海牙法院的裁定是:不仅英德有权以武力讨债,而且在所有债权国家中谁愿意动武讨债,谁就享受优先债权。也就是说,谁动武,谁就应该先得到偿还。这等于是鼓励各资本输出国用武力解决海外产权纠纷。云顶国际官网登录入口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937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停止了明清断断续续几百年的海禁。随后开始的洋务运动,启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改革开放,但除了清廷本身的制度问题外,那次改革开放也生不逢时,所处的世界环境使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想要利用人口众多、劳动力廉价的国情把中国转变成“世界工厂”,那也不可能,更何况那时的清政府离这种“远见”还很远。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国家统计局最近做的一项调查表明,导致居民高储蓄率的最重要的3项因素依次是教育、退休和就业保障。一方面这说明为购房、买车而存钱的因素确实因按揭贷款创新而得到缓和,另一方面也指明了经济改革进一步要努力的方向:扩展教育贷款,建立社保系统、退休金项目和失业保险。受益于改革开放,到今天,虽然农民真实收入在过去二十几年增长了许多,但农民的生活还非常苦。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设想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没有受到诸如战乱等的被迫中断,而是一直像过去二十几年那样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主导中国,那么农民的生活条件今天会如何?那些战乱等多次中断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进程,户籍制度、就业身份歧视、教育身份歧视、制度化的城乡歧视与地区歧视等制约了农民发展的机会,进一步改革开放才是解放农民的途径。

那么,在仰融案中辽宁省政府是否该应诉呢?答案是显然的。本案从多方面看都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案例。在今天,产权跨国界流通、跨国界交叉持有已经是常事。外国公司和个人可直接来中国投资,也可在纽约证交所、新加坡交易所购买中国公司的股票。同样,海尔等企业可在美国投资设厂,随着QDII的引进和中国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中国公民与公司也会直接、间接地持有外国公司的产权。在这种产权跨国流通的背后,人们对跨国产权的保护自然有一定的预期,对所持产权的国家的政府行为也当然有一定的预期,否则谁会把钱投资到你这里呢?投资者权益的保护问题是这几年的热门话题,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个统一的国家里,即使有统一的法律和权力机构,投资者的产权也不一定能得到可靠、公正的保护。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境内移到境外、从国内移到跨国持有的产权,那么海外产权保护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在这种背景下,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国际惯例”就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要吸引外资,要到海外上市融资,要让我们的产品外销到世界各地;但另一方面在产权保护、合同的遵守上又我行我素,甚至在出现产权纠纷时还拒不应诉。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子。也就是说,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根据《全国住房法》的授权,联邦房管局于1938年成立“联邦全国住房贷款协会”,也简称为FannieMae,其作用是从银行手中买走住房贷款,搞活二级住房贷款市场。这样一来,在银行为居民作按揭贷款后不用担心手中持有的住房贷款的流动性问题,这反过来又促使银行更愿意向居民作房贷。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二战结束,许多从前线回来的军人开始成家立业。为照顾这些军人成家,国会于1944年通过法案授权退伍军人服务部为退伍军人免费提供住房贷款担保,而且要求即使借款的退伍军人无法支付任何首期款也应为他们担保。1970年,由FannieMae分离出来的“政府住房贷款协会”(GinnieMae)开始推出住房贷款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其运作方式是把不同种类、不同地区的按揭贷款打成包,然后将该贷款包分成数份、以质押证券的形式向公众和机构投资者发行。这一金融创新成为首例成功的资产证券化,它大大扩张了住房贷款的资金来源,不仅让更多居民得到利息更低的住房贷款,而且也为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提供了更好的分散风险的手段、增加其投资资产的流动性。由此可见,虽然晚清和国民政府都做过一些努力,但由于那时的国际大环境使然,中国仍然没能强大起来,具体见图1–1。

为看清为什么一国的财富不只是由其自然资源决定,我们不妨把国民经济看成只有两组群体组成:厂商(公司)和居民(消费者)。如果要使经济快速增长、使国家富强,厂商必须有激励、也愿意去扩大投资、扩大生产;当厂商利润增长时,居民的收入就会增加;当居民得到更高收入后,他们就会增加消费;这些增加的居民消费又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厂商去扩大投资、增加生产。这条经济增长链的任何环节都必须“运作正常”、缺一不可。比如,假如居民在收入增加后不是去增加消费,而是把更多收入储蓄起来,那么除非国外需求很强(靠出口来增长),否则经济增长链到这一步就被卡住了。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年利息是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300元就能立即买到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300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700元收入,这显然有利于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云顶国际官网登录入口例如,1838年墨西哥政府因无足够收入而宣布停止支付欠法国投资者的债务,随即法国派海军赶往墨西哥讨债。1861年,墨西哥政府又决定停止支付拖欠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公民约8000万美元的债务,结果在1862年1月英国派遣700名海军士兵,法国与西班牙共派8500名士兵赶到墨西哥的VeraCruz港城,攻打墨西哥。几个月后,英国与西班牙发现法国军队的目的远不只是为了向墨西哥讨债,更主要是想把墨西哥占领为其新殖民地。于是,1862年4月英国与西班牙撤回军队,而法国在墨西哥则一直占领到18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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